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基层沉到一线 以实调研筑牢工作基础******

　　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基层沉到一线

　　以实调研筑牢工作基础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用好深学习、实调研、抓落实工作方法，打造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更好谋划未来工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积极引导广大纪检监察干部深入基层、沉到一线，扎实开展调查研究，以高质量调研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日前，山东省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结合年度重点课题调研成果开展研讨，并交流了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派驻纪检监察组、各市纪委监委的部分调研成果。

　　“省纪委监委制定了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意见，提出4大重点调研方向，建立常态化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工作统筹协调、调查研究成果交流转化等5项调研制度，并明确调查研究纪律作风。”山东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介绍，结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调研工作重点向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侧重，不断推动解决制约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

　　据了解，这些调研课题回应的都是当前面临的十分紧要和紧迫的现实问题，既有对党的十九大以来腐败问题涉及重点领域、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专项监督等综合性工作的分析思考，也有对精准问责、村(社区)巡察、审查调查思想政治工作等重点业务的研究梳理；既有对发挥审理部门审核把关和监督制约作用的解剖透视，也有对派驻机构监督执纪办案、国企和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结合各调研组不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思路、破解新难题的实际，山东省纪委监委将评选出优秀调研成果印发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推动调研成果转化运用。

　　“市级针对派驻机构本身的专门性业务规范相对较少也比较分散，亟需‘天津版’配套制度”“实践中，派驻机构工作程序、审批流程和内部管理等需进一步优化”……在天津市纪委监委召开的调研座谈会上，来自河西、河东区纪委监委和驻市委办公厅纪检监察组等7家市纪委监委派驻(出)机构负责同志，围绕加强和规范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结合联系派驻机构实践中的经验做法、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讨论，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天津市纪委监委在起草派驻机构工作实施细则过程中，面向全市纪检监察系统118个单位和部门展开三轮调研，收集到意见建议1181条及相关问题73个。“通过深入调研，既系统了解了全市派驻机构改革成效，又准确掌握了派驻实践中在理念思路、改革落实、业务运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制度细化需求，为高质量完成起草任务提供了实践基础。”该市纪委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目前，实施细则已经顺利制定出台，在其中也专门作出了规定，把开展专题调查研究作为“室组”联动监督的重要内容。

　　把坚持问题导向作为实调研和抓落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江西省纪委监委深化“三不腐”一体推进，聚焦工程建设领域、国有企业、招商引资等14个专题，开展重点领域反腐败突出问题研究工作，并结合调研情况分类施策。黑龙江省纪委监委聚焦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加强农村基层“微腐败”治理、提升高校纪检监察机构政治监督实效性等一系列贴近黑龙江纪检监察工作实际的内容，开展有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调查研究，做到研究一个课题、形成一份报告、解决一个领域问题。

　　近日，福建省宁德市纪委监委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聚焦农村党员干部信访举报情况，在线上全面汇总梳理的基础上，深入部分县(市、区)田间地头了解真实情况，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查阅案卷资料等方式开展专题调研。

　　“调研发现，当前涉及农村党员干部的信访举报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农村‘三资’管理方面，主要表现为违规处置集体资金，低价出租集体资产，乱发、滥发津补贴；村级工程建设领域，主要表现为项目建设过程中规避招投标，以他人名义承揽工程或将工程项目私分给亲友……”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宁德市纪委监委提出推动监督重心下沉、加强靶向监督治理、深化协作监督机制等具体建议。

　　为更加规范、更加有力、更加有效推进基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宁德市纪委监委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乡镇纪委监察组履职“1+N”机制，着力解决部分乡镇纪委主责主业不明晰、履职监督不精准、制度机制不健全、衔接配合不顺畅、能力素质不过硬等短板弱项问题。（中国纪检监察报 记者 李灵娜）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